丁玲的一生，被一段南京囚居的历史纠缠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她去世前两年，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她彻底平反，而当年那个亲手参与监视她、差点就逮捕她的特务沈醉，在她病逝后说的一句话，更是让很多人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1933年5月14日，上海昆山花园路7号，丁玲和潘梓年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那天早上，丁玲的丈夫冯达出门时说感觉被人跟踪了，两人约定中午12点前如果有一个人没回来，另一个就立刻离开。丁玲11点半回到家，正准备收拾东西走，潘梓年刚好过来找她。就耽误了这十几分钟，特务们架着冯达冲了进来。同日，左联诗人应修人来这里联系工作，拒捕时坠楼牺牲。
当时国民党有两大特务系统，中统和复兴社特务处（1938年才正式定名军统），都在盯着丁玲。沈醉那时候刚被戴笠提拔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才19岁。他后来在给丁玲的信里说，他的小组每周都要汇报一次监视、跟踪丁玲的情况，本来也准备动手抓她，结果被中统上海区的季源溥抢先了一步。不过沈醉晚年回忆时记错了一点，丁玲当时实际住在公共租界，不是法租界。
丁玲被捕后，立刻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1933年5月23日，《申报》首先刊登了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38人联名发给南京政府的营救电报；随后冯雪峰等人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签名，最终形成182人联名的呼救书。外国记者史沫特莱、伊罗生也把消息发到了国外，形成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国民党一开始还矢口否认抓了丁玲，后来实在瞒不住了，才把她秘密押往南京。
在南京的三年零四个月，是丁玲一辈子都不愿提起的噩梦。她被软禁在不同的地方，有时候是旅馆，有时候是偏僻的别墅，后来还被转移到莫干山上。特务们软硬兼施，逼她写悔过书，逼她投降。丁玲后来回忆说，她当时想过自杀，也想过逃跑，但都没有成功。她和冯达被关在一起，她认定是冯达出卖了自己，多次要求分开住，特务们都不同意。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丁玲身上甩不掉的黑锅。从延安审干开始，就有人质疑她在南京的表现。1955年，她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头子，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农场劳动改造，在文坛消失了整整二十年。1975年5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还曾将她定为"叛徒"，并报经中央批准，这是她晚年平反过程中最沉重的一道枷锁。那些年里，"叛徒"的帽子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她头上，股票配资，多空杠杆，全国持牌配资，合规交易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
1979年，丁玲终于回到北京，右派问题得到了平反，但关于她1933年被捕叛变的历史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个别文艺界的人坚持认为，丁玲当年如果没有叛变，国民党怎么可能不杀她？这个逻辑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沈醉听了之后觉得特别荒谬。
1984年6月24日，沈醉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当年的情况。他说，"四人帮"的爪牙多次派人追逼他，让他证明丁玲叛变了，他一直没有答应。他明确告诉那些人，丁玲要是真的自首叛变了，他们这些干特务的不可能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信息是互通的，如果有这么大的功劳，中统早就到处宣扬了，根本不可能瞒得住。沈醉解释说，丁玲没被杀害，完全是因为她的名气太大了。全世界都知道她是进步作家，那么多知名人士在营救她，还有外国人声援，国民党根本不敢随便杀她。杀了丁玲，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愤，让自己更加孤立。所以他们才会把丁玲软禁起来，慢慢逼她投降，而不是直接枪毙。丁玲收到信的第二天，便因重病住进了协和医院，没能给沈醉回信。
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正式颁发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也就是中组部9号文件。文件彻底推倒了多年来强加给丁玲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恢复了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的正确结论。压在丁玲心头五十多年的石头，终于搬掉了。
可惜的是，丁玲没有享受多久这样的日子。1986年3月4日，她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丁玲走后，她的丈夫陈明在当年深秋，和丁玲生前秘书王增如专程到沈醉的政协宿舍寓所拜访，为写作《丁玲的故事》收集史料。两人又聊起了这件事，沈醉还是那句话："丁玲如果自首叛变，我们这些人不会不知道。"他还说，他真不明白，解放后这么多年，丁玲怎么还会为这个历史问题吃那么多苦头。
其实沈醉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股票配资资讯，想要撕下来有多难。丁玲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才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那些曾经诬陷过她的人，很多到最后都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直到今天，网上还有人拿着几十年前的不实之词，说丁玲当年叛变了。他们不愿意相信中央的正式结论，也不愿意相信沈醉这个当年的亲历者说的话。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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